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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HORN最终结果:围手术期度伐利尤单抗联合FLOT,让可切除胃癌的总生存也出现了确定改善

达医界编辑部 · 2026-09-14 · 仅供专业学习参考

从病理完全缓解到长期生存,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完成关键证据闭环

在可切除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中,围手术期FLOT已经是重要治疗基础。MATTERHORN最终总生存分析显示,在FLOT上加入度伐利尤单抗后,患者总生存进一步改善:24个月总生存率为76%对70%,36个月为69%对62%,总生存风险比为0.78(95%置信区间0.63–0.96;P=0.021)。这使研究从“病理缓解更深”进一步走向“长期生存也更好”。

76% vs 70%24个月总生存率:度伐利尤单抗+FLOT vs 安慰剂+FLOT
69% vs 62%36个月总生存率:两组比较
HR 0.78总生存风险比;95% CI 0.63–0.96,P=0.021
24% vs 9%中央病理分析集病理完全缓解率
围手术期胃癌治疗主题医学艺术插图

真正的问题:FLOT之外,围手术期免疫治疗能否带来更长的生存

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即使能够完成根治性切除,仍可能因为微小残留病灶和早期远处复发而影响长期结局。FLOT4研究确立了围手术期FLOT在局部进展期可切除疾病中的重要地位,但复发风险并未因此消失。

编辑解读在转移性胃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已经显示出价值。MATTERHORN进一步把这一思路前移到围手术期:在原发肿瘤仍然存在、患者尚未接受手术的阶段,度伐利尤单抗针对PD-L1通路,FLOT则承担细胞毒性治疗与围手术期系统治疗基础的角色。微转移灶控制属于这一联合策略的治疗逻辑,不能与本研究直接测得的终点混同。

编辑解读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变化,是把“病理学上更深的缓解”与“患者活得更久”连接了起来。

研究设计:全球III期、双盲、安慰剂对照

MATTERHORN在20个国家的147个医疗中心开展,纳入既往未接受抗肿瘤治疗、符合根治性手术条件的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成人患者。研究对象为II–IVa期,要求ECOG体能状态为0或1,并排除腹膜播散和远处转移。

1258例患者进入筛选,948例进入意向性治疗分析集,按1∶1随机接受围手术期度伐利尤单抗+FLOT,或安慰剂+FLOT。随机分层因素包括地区、临床淋巴结状态和PD-L1肿瘤面积阳性率(TAP)。参与者、研究者和结局评估者均保持盲法,研究不允许交叉治疗。

研究环节 具体安排 阅读重点
新辅助期 2个周期FLOT,联合度伐利尤单抗或安慰剂 先降低肿瘤负荷并观察病理反应
手术期 新辅助治疗结束后4–8周进行切除 观察免疫联合是否影响手术可行性
辅助期 术后继续2个周期FLOT,并继续度伐利尤单抗或安慰剂 围绕复发风险持续进行全身治疗
维持阶段 之后继续度伐利尤单抗或安慰剂,最长约1年 把围手术期免疫作用延伸至术后

编辑解读这里比较的不是“免疫药单独对手术”的作用,而是一整套围手术期策略:新辅助FLOT、手术、辅助FLOT以及持续免疫治疗共同构成了治疗方案。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正确阅读后面的生存结果。

总生存最终阳性:24个月和36个月都拉开了差距

最终总生存分析的数据截止时间为2025年9月1日,中位随访时间约43个月。度伐利尤单抗组160例死亡,安慰剂组192例死亡。总生存风险比为0.78,95%置信区间为0.63–0.96,P=0.021,达到预设的统计学显著性阈值。

两组中位总生存期均尚未达到。24个月时,度伐利尤单抗组总生存率为76%,安慰剂组为70%;36个月时分别为69%和62%。换句话说,在固定时间点观察,接受度伐利尤单抗的患者每100人约多保留6–7名存活者。

限制性平均生存时间分析也支持这一结果:在最大随访期内,度伐利尤单抗组比安慰剂组多获得约2.67个月的平均生存时间。研究者同时指出,生存曲线在约12个月后逐步分离,后期差异持续扩大;因此,仅比较尚未达到的中位总生存期,反而不能完整表达治疗差异。

编辑解读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价值往往不是在术前立刻制造一个“看得见的巨大变化”,而是通过更深的肿瘤清除和更持久的全身控制,逐步体现为后续复发减少和长期生存曲线改善。MATTERHORN的最终OS结果,让这个治疗逻辑获得了更完整的临床证据支持。

病理缓解与免疫微环境主题医学艺术插图

病理缓解更深:完全缓解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终点

在完成手术且病理样本可由中央机构评估的患者中,度伐利尤单抗组病理完全缓解率为24%(91/385),安慰剂组为9%(34/372),优势比为3.08(95%置信区间2.01–4.70)。主要病理缓解率为33%对18%,任何病理缓解率为90%对84%。

更重要的是,病理缓解与后续无事件生存呈现出一致方向。达到病理完全缓解者的24个月无事件生存率为97%对85%,HR为0.29;达到主要病理缓解者HR为0.32;出现任何病理缓解者HR为0.60。即使没有达到病理完全缓解,只要有一定程度的病理退缩,也能看到度伐利尤单抗组更有利的无事件生存趋势。

当然,病理完全缓解亚组的事件数只有11个,因此HR置信区间较宽,应把它看作支持整体趋势的探索性证据,而不是孤立解读的确定性结论。

编辑解读这对临床阅读很关键:如果把病理完全缓解作为唯一成功标准,容易低估治疗带来的增量。MATTERHORN提示,主要病理缓解和任何病理缓解可能同样是有价值的中间信号,但它们能否成为正式的生存替代终点,还需要更多研究验证。

淋巴结降期更多:系统性疾病控制的另一条线索

在淋巴结状态可评估的手术患者中,度伐利尤单抗组术后无淋巴结受累的比例为58%(239/411),安慰剂组为45%(179/400),优势比为1.72(95%置信区间1.30–2.27)。降期至淋巴结阴性的比例也更高:36%对28%。

无论术后是否仍存在淋巴结受累,度伐利尤单抗组无事件生存均呈有利趋势:无淋巴结受累者HR为0.74,仍有淋巴结受累者HR为0.77。

编辑解读这与病理缓解结果相互呼应,提示治疗获益可能不仅局限在原发灶,也体现在区域淋巴结和潜在微转移疾病控制上。

PD-L1并未成为唯一门槛:不同表达层级均显示方向一致

本研究中90%的患者PD-L1 TAP≥1%,因此低表达亚组样本相对有限。总生存分析中,TAP≥1%患者HR为0.79(95%置信区间0.63–0.99),TAP<1%患者HR同样为0.79,但置信区间为0.41–1.50,精确度较低。

研究者还报告,排除MSI-H患者后,总生存获益与ITT人群一致。

编辑解读综合来看,MATTERHORN支持围手术期度伐利尤单抗+FLOT的获益并不显然局限于某一个PD-L1表达层级;低表达和MSI-H人群仍需要更成熟、更有针对性的长期数据。

编辑解读PD-L1在转移性胃癌中常被用于帮助讨论免疫治疗价值,但在围手术期MATTERHORN里,它更像是分层变量,而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画出“治疗与不治疗”界线的开关。真正的决策仍需回到疾病分期、可切除性、体能状态、FLOT耐受性和围手术期综合评估。

安全性:总体3–4级毒性相近,但免疫介导事件需要被主动识别

安全性分析集包括度伐利尤单抗组475人和安慰剂组469人。任意级别不良事件发生率均为99%;3–4级不良事件为72%对71%;严重不良事件为48%对44%。最常见不良事件主要体现FLOT的毒性谱,包括腹泻、恶心、中性粒细胞减少、脱发、食欲下降、疲劳、贫血、呕吐和周围感觉神经病变。

度伐利尤单抗组免疫介导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3%,安慰剂组为7%;3–4级免疫介导不良事件为7%对4%。因不良事件停用任何试验治疗的比例为30%对23%,其中停用度伐利尤单抗或安慰剂为10%对6%。

与此同时,因不良事件无法手术的比例为1%对<1%,因不良事件延迟手术为2%对3%,完成手术者中的完整切除率均为92%。

编辑解读这些结果提示,增加免疫治疗并未显示出对根治性手术可行性的明显不利影响。

编辑解读这组数据传递的信息很平衡:度伐利尤单抗没有明显抬高总体高级别毒性,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确实增加,且治疗中断更多。围手术期综合管理的重点,是把免疫相关监测、化疗剂量调整、手术恢复和辅助治疗衔接纳入同一条路径。

这项研究给临床讨论带来的三点推进

编辑部延伸第一,围手术期胃癌治疗的目标不应只盯住手术前肿瘤缩小或术后病理完全缓解,更要看这种变化能否转化为持续的无事件生存和总生存收益。MATTERHORN在同一研究中完成了这一层证据衔接。

编辑部延伸第二,手术并不是免疫治疗的终点。新辅助阶段可能负责制造抗原释放和肿瘤负荷下降,手术完成根治性切除,术后继续全身治疗则进一步覆盖潜在微转移风险。研究方案本身体现了“局部根治+全身控制”的连续治疗理念。

编辑部延伸第三,治疗强度的增加也意味着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增加。对于适合FLOT、能够接受根治性手术且没有明显免疫治疗禁忌的患者,这一方案的证据吸引力正在增强;对于体能状态较差、器官储备不足或手术风险较高者,则需要更精细地平衡获益与耐受性。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主要适用于符合试验条件的可切除II–IVa期患者;5年总生存和更长期免疫安全性仍在随访中。术后病理缓解相关分析属于探索性分析,且只纳入完成手术并有可评估样本的患者。研究未纳入中国等部分胃癌高发地区,外推到不同医疗体系和患者构成时应结合本地实践进一步判断。

结语:从“更深缓解”走向“更久生存”

MATTERHORN最终结果为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提供了重要的长期证据:在FLOT基础上加入度伐利尤单抗,病理完全缓解和淋巴结降期更常见,无事件生存更有利,最终总生存也达到统计学显著改善。

对于可切除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这项研究把围手术期治疗从“完成手术”进一步推向“减少复发、延长生存”的连续目标,也为多学科团队重新审视术前、术中与术后治疗的整体衔接提供了新的循证坐标。